宪法总纲中对经济、科学、医疗、文学艺术等社会领域，给予了相对于国家的自主空间。
接着，大家还为这六种优益权找到了法律依据。总之，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不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无条件的优益权。
⑤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90页。这些优益权主要表现为四项权力：(1)监督、指导权(contrle)。在此背景下，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动产或不动产的行政征用协议、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和买卖等协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招商引资协议、国有资产承包经营出售或者租赁合同、行政机关委托科研咨询协议等各种各样的行政协议，这些柔性的、新型的政府管理形式，作为介于公权力与合意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以及公法与私法和解的最大公约数，③如雨后春笋、漫山遍野、比比皆是，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起到了催化作用。(11)王名扬先生在阐述法国行政合同法时指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合同时不能完全遵循私法上的规则，行政机关享有称之为行政优益权的单方特权。经过合并同类项，还存在如此众多的行政优益权，包括行政机关对另一方合同当事人(相对人)的指导权、监督权、制裁权和强制权，以及行政机关对协议的变更权和解除权，甚至还有对行政协议的单方解释权，对当事人单位的临时接管权和提前收回合同标的等。
还有一些法律规定虽然和行政协议有关，可以成为行政协议的内容，但也没有对所有行政机关作出普遍性的授权，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机关并不因此具有抽象、普遍的行政优益权。我国不少法律法规都表明了这一点。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建立了相关的程序与机制，回应预防型法治的要求。
私主体对私主体的压迫成为宪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必要时，即便没有法律的规定，国家机构可以根据宪法规定能动地行使职权。国家有义务促进各社会领域的安全和繁荣发展，但是也不能一味追求零风险而过度干预社会，以政治理性取代社会各领域的自主理性。预防型法治以公共安全为价值取向，但应当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通过社会国条款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国家行为理论等，国家从消极地不干预转向积极保护个体，政治国家开始向市民社会渗透。公民的基本权利形成了个体的自主空间，他人的基本权利与《宪法》第51条也构成了对个体自主空间的限制。
宪法是人民意志的规范表达，为人民意志提供相对确定的文本呈现。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基本内涵蕴含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之中，可从规范、结构、价值三个方面分析。[39]沈春罐：《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载《人民日报》2019年12月4日第9版。[29]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2页。
[35]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期，第223—224页。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我国宪法层面应当确立预防主义原则，明确宪法上的预防领域，从而更有效地为预防型法治建设提供保障。（3）经过内容上的互动和效力的推动，最终形成以宪法为基点的统一法秩序。参见泮伟江：《如何理解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载《读书》2019年第5期，第9页。
在基本权利的规定上，基本权利的类型有所增加，特别是增加了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这赋予了我国公民更大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要求宪法率先对国家与社会生活作出安排，明确社会预期，以此预防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对风险的识别与规制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40]国家主导的风险预防是稳定社会预期的主要保障，应对复杂不确定的风险必须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
对此，王汉斌指出，这次对刑法反革命罪的修改，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作用，从国家体制和保卫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从法律角度来看，对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行为，规定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比适用反革命罪更为合适。[36]人格一词暗含了其所处环境的社会的存在。人权条款从正反两面标示了国家的实现人权的目的。我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现代社会国家承担的义务内容应当有所扩大。[31]也有学者从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指出，1978年之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出，我国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向功能分化。而在风险社会中，是否存在风险、风险如何发生、风险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是难以确定的，面对事实构成的不确定，要使法律继续承担起稳定规范化预期的功能，法律规范就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明确性，以涵盖可能发生的风险。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另一方面，基本权利划定了个体的自治空间，政治国家不得干预。
对于我国宪法体现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民法则属于私法，是公法不能涉足的自治空间。
其次，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预防型法治的安定性程度有所降低。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也只能从具有超越地位的宪法层面得到解决。
我国近年来的《刑法》修订就凸显出国家刑罚权的提前干预。基于公/私二元对立理论，长期以来宪法被视为公法，仅仅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作者简介：刘茹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民是由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人格，诸个体的自由之间必然会出现冲突，因此人民意志是多元中的相对统一。第45条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义务，体现了国家从源头预防到损害救济的全面安排。
如2015年、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规定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犯的决定。BVerfG，Uirteil des Ersten Senats vom 16. Febmuar 2023 - 1 BvR 1547/ 19，1 BvR 2634/20 - Rn.（1 -178），htp://www.bverfg，de/e/ m20230216_1bv:154719.html.（abgenfen am 3 Marz 2023）.[9]参见王贵松：《风险行政与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4期，第19页。
《国家安全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该条款就是《宪法》第28条国家安全动态保障的体现。但是宪法也要及时吸收部门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宪法价值的内容。
也就是说，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人格尊严条款的效力不仅仅防范国家权力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也防范其他社会领域非理性运作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41]《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中国人大》2020年第22期，第8页。不计成本地追求绝对安全不仅难以实现，也会阻滞社会的发展。
总之，宪法直接与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关联，明确宪法对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要求，可为在该领域开展预防型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预期。原文资料来源于：htps://www.um.org/zh/confcerences/enrirnment/riol992，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3月13日。
目前学界已就风险治理中的宪法结构、宪法功能转型、国家的风险预防义务等展开研究，[6]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利长远强调法治的长期主义追求，形成创造性地确保社会行动行稳致远的根本力量。
[15]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是安全胜过后悔（better safe than sorry），[16]只要一项行为存在对社会和个体造成损害的可能，即便没有确凿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34]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